第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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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xxx号xx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xxx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xxx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xxx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xxx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给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跟他暗递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因为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