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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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朋友对我说,雌性的草地有点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说它像玛格丽特杜拉(marculiteduras);我来到美国后,一位懂中文的美国文学青年说,这部小说让他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也不知与这些成功的老辈们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是贬我还是褒我。还有朋友告诉我:你这本书太不买读者的账,一点也不让读者感到亲切,一副冷面孔——开始讲故事啦,你听懂也罢,听不懂活该,或者你越听得糊涂我越得意,这样一个作家,读者也不来买你的账。记得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性的草地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余暇中去做做电影明星。“真的,你写得很性感!”我仍瞠目,问她性感当什么讲,她说她也讲不清:“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她说。
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现象。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d?h?劳伦斯,包括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仔细想想,性爱难道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
当然,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我随军队的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第二年,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创作的同事找到了这个牧马班,想创作一个有关女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成都的知识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岁。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了层伤疤似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她们帐篷的门是一块棉被,夜间为防止野兽或男性的潜越,她们在棉被后面放一垛黑荆棘。她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说中我如实描写了她们的炊事、浴洗、厕所等),让一个如我这样的女兵也觉得无法适应,或根本活不下去。她们和天、地、畜、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奇特,去想象一下: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在我们住进她们营帐的第二周,来了个男人。这就是书中的指导员叔叔。叔叔是个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辈分。叔叔看见我们几个女军人就显出一种奇怪的敌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们,因为我们在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间牵了一丝联系,否则她们都得仰仗他去和社会、人间取得沟通。他每隔两周或三周到女孩们的帐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报纸、家信和食品。他长相极英武,气质雄浑,有颗雄狮般的大头。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军服,又脏又破,骑马飞快,打枪贼准。不知是出于好客还是示威,他当我们面击毙了远处草丛里跑的一只野兔,又当我们的面剥了兔皮,整套动作像脱袜子一样轻松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当皮剥到胸腹部时,两排乳汁如微型高压水龙头一样喷射出来。这使女孩子们生活基调又添加一层残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蒙动残酷、恐怖,却又是惟一合理的解决。
“女子牧马班”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报纸上大幅地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记者们管她们叫“红色种子”、“理想之花”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告诉我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明显的,这部小说的手法是表现,而不是再现,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从结构上,我做了很大胆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比如,在故事正叙中,我写到某人物一个异常眼神,表示他看见了什么异常事物,但我并不停下故事的主体叙述来对他的所见所感做焦点叙述,我似乎有意忽略掉主体叙述中重要的一笔。而在下一个新的章节中,我把被忽略的这段酣畅淋漓地描写出来,做一个独立的段落。这类段落多属于情绪描写,与情节并无大多干涉。这样,故事的宏观叙述中便出现了一个个被浓墨重彩地展示的微观,每个微观表现都是一个窥口,读者由此可窥进故事深部,或者故事的剖切面。
当然,我不敢背叛写人物命运的小说传统。我写的还是一群女孩,尤其是主人翁小点儿,次主人翁沈红霞、柯丹、叔叔的命运。故事是从小点儿这个有****、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的。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看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小点儿终于在这荒诞的庄严中涤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渍,以死达到了净化,而同样是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
小点儿是一个美丽、淫邪的女性,同时又是个最完整的人性,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恰是她渐渐与她那可爱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她圣洁了,而她却不再人性。这条命运线诠释了书中许多生命的命运——要成为一匹优秀军马,就得去掉马性;要成为一条杰出的狗,就得灭除狗性;要做一个忠实的女修士,就得扼杀女性。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这似乎是一个残酷而圆满的逻辑,起码在那个年代。
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似乎该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天宙上。
以此书,我也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
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别信。正像有人说,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活活把草地给吃穷了,你可别信。到处有人讲这女子的坏话,你可别信。正像她说她自己刚满十六岁,是个处女,这话你千万别信。你要信了,就等于相信这枚雪白的头盖骨确实空空荡荡,里面并没有满满地盛着灵魂。
有的朋友对我说,雌性的草地有点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说它像玛格丽特杜拉(marculiteduras);我来到美国后,一位懂中文的美国文学青年说,这部小说让他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也不知与这些成功的老辈们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是贬我还是褒我。还有朋友告诉我:你这本书太不买读者的账,一点也不让读者感到亲切,一副冷面孔——开始讲故事啦,你听懂也罢,听不懂活该,或者你越听得糊涂我越得意,这样一个作家,读者也不来买你的账。记得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性的草地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余暇中去做做电影明星。“真的,你写得很性感!”我仍瞠目,问她性感当什么讲,她说她也讲不清:“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她说。
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现象。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d?h?劳伦斯,包括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仔细想想,性爱难道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
当然,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我随军队的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第二年,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创作的同事找到了这个牧马班,想创作一个有关女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成都的知识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岁。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了层伤疤似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她们帐篷的门是一块棉被,夜间为防止野兽或男性的潜越,她们在棉被后面放一垛黑荆棘。她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说中我如实描写了她们的炊事、浴洗、厕所等),让一个如我这样的女兵也觉得无法适应,或根本活不下去。她们和天、地、畜、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奇特,去想象一下: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在我们住进她们营帐的第二周,来了个男人。这就是书中的指导员叔叔。叔叔是个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辈分。叔叔看见我们几个女军人就显出一种奇怪的敌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们,因为我们在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间牵了一丝联系,否则她们都得仰仗他去和社会、人间取得沟通。他每隔两周或三周到女孩们的帐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报纸、家信和食品。他长相极英武,气质雄浑,有颗雄狮般的大头。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军服,又脏又破,骑马飞快,打枪贼准。不知是出于好客还是示威,他当我们面击毙了远处草丛里跑的一只野兔,又当我们的面剥了兔皮,整套动作像脱袜子一样轻松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当皮剥到胸腹部时,两排乳汁如微型高压水龙头一样喷射出来。这使女孩子们生活基调又添加一层残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蒙动残酷、恐怖,却又是惟一合理的解决。
“女子牧马班”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报纸上大幅地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记者们管她们叫“红色种子”、“理想之花”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告诉我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明显的,这部小说的手法是表现,而不是再现,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从结构上,我做了很大胆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比如,在故事正叙中,我写到某人物一个异常眼神,表示他看见了什么异常事物,但我并不停下故事的主体叙述来对他的所见所感做焦点叙述,我似乎有意忽略掉主体叙述中重要的一笔。而在下一个新的章节中,我把被忽略的这段酣畅淋漓地描写出来,做一个独立的段落。这类段落多属于情绪描写,与情节并无大多干涉。这样,故事的宏观叙述中便出现了一个个被浓墨重彩地展示的微观,每个微观表现都是一个窥口,读者由此可窥进故事深部,或者故事的剖切面。
当然,我不敢背叛写人物命运的小说传统。我写的还是一群女孩,尤其是主人翁小点儿,次主人翁沈红霞、柯丹、叔叔的命运。故事是从小点儿这个有****、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的。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看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小点儿终于在这荒诞的庄严中涤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渍,以死达到了净化,而同样是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
小点儿是一个美丽、淫邪的女性,同时又是个最完整的人性,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恰是她渐渐与她那可爱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她圣洁了,而她却不再人性。这条命运线诠释了书中许多生命的命运——要成为一匹优秀军马,就得去掉马性;要成为一条杰出的狗,就得灭除狗性;要做一个忠实的女修士,就得扼杀女性。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这似乎是一个残酷而圆满的逻辑,起码在那个年代。
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似乎该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天宙上。
以此书,我也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
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别信。正像有人说,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活活把草地给吃穷了,你可别信。到处有人讲这女子的坏话,你可别信。正像她说她自己刚满十六岁,是个处女,这话你千万别信。你要信了,就等于相信这枚雪白的头盖骨确实空空荡荡,里面并没有满满地盛着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