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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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支书王掖生一辈子也没碰过这么硬的钉子:陶小童拒绝了他的爱情。她那样看着他,眼神充满惊恐,像看着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他本来觉得十拿九稳的事,一下落了空。她让他抓住了双手,差点要吓哭了。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她一出门就跑——干吗跑呢?这一跑让他灰心到了极点。

    他搞不清自己怎么会喜欢上她,而且喜欢得要命。从那次看了她写的软绵绵的诗,他就老想跟她接近,越接近越好,哪怕接近她是为了数落她的缺点。于是他越想接近她,就越要想方设法在她身上找缺点。每在她身上发现一个新缺点,哪怕微不足道,他也会为之欣喜。因为这样,他就理所当然地去接近她了。那次她为一只虱子哭得不可开交,他立刻认为这是个接近她的好机会。他很凶地跟她讨论很久;长个把虱子是不是值得那样伤心,伤心是不是思想有问题等等。那次跟她接近的时间最长。那是他最严峻的一次,也是最幸福的一次。

    从他表示了爱情之后,他再也不能随时随地把她找来训斥一顿了。因为从此他再也没在她身上发现便于接近她的缺点,这事真怪。她成了无可挑剔的过硬人物。军事演习中,她比任何人都干得出色,对自己比对什么都狠。每次急行军,她肩上背着不是一个,而是弄不清多少个背包。她背着一大堆背包,总是抢占最险要的地方做鼓动点。

    新兵们对她奋勇当先的做法很不满。因为她干得那样漂亮,别人也得那样干。不然,就显得很差劲。

    “班长,咱们为什么非要爬那么高?”一个新兵问。

    “那是山头。”陶小童回答。

    “是谁让我们上山头的?”

    “一定要上山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上别人就上!”

    “是抢吗?那上面有什么?”

    “上去就知道了。你们谁好意思把最艰苦的任务让给别人?!”

    “没劲了我一点劲都没了”

    “那不行!”陶小童大声说,她也一点劲都没了,但她认为没劲的时候恰恰应该猛使劲,假如说她领导这八个新兵有什么诀窍,那就是能让她们在一点劲都没有的情况下,继续使劲。她对她们说:没劲了是个好现象;你要觉得一点劲也没了就证明你必须拿出更大的劲。新兵们在这时是一致的目瞪口呆。

    陶小童又说:把登上山头这样艰苦的任务让给别人,简直可耻。其实谁也不想抢那座山头,那是个对谁也没用的山头。陶小童登上去后,任她们怎样声嘶力竭地鼓动,山下也没一个人听见。

    “下雨啦!”新兵们不再念鼓动词,一齐这样喊叫。反正她们喊什么都行,山下的人都不会听见。“下雨啦!下雨啦!”只有陶小童还在念鼓动词。

    “下雨啦。”陶小童终于停一来,沉思地说:“我们全淋湿了。”

    雨切断所有的路。一个新兵摔倒了,过一会儿所有人都摔倒过一两次。头一个摔跤的新兵已摔得不知该怎样迈步,她趴在泥地里,为难地要哭出来。她半仰着头,眼里露出哀求,细细的小辫子糊满泥浆。陶小童看着她——五年前的自己,一阵莫名其妙的恼怒。

    “不许哭!”

    她慌乱地抹把泪,抹了一脸泥。陶小童拉她一把,她刚站稳却又奇迹般地栽下去。

    “起来!”

    她手脚胡乱配合,好像完全失去了平衡机能。然后她在一眨眼工夫又摔了一跤。

    “起来!”陶小童大吼。她不再起来,因为她知道无论如何已起不来了。

    “起来!”

    她索性放开喉咙嚎啕。

    “起来,起来!”

    “呜呜呜”

    另外七个小女兵在不远处停下来,静悄悄注视事态发展。她们还没弄清该向着谁。雨下得很大。她还在哭。谁也没想到班长陶小童会来这一招——她突然在大哭不已的小女兵身旁卧下去,严厉而沉默地陪她卧着,等待她平静。“起来!”陶小童起来了,那新兵却仍哭个没完。她再次卧下去。如此反复,机械而有力地做着榜样。这结果是使陶小童的胳膊肘磨出了血。她想,出血才好,才有说服力。

    终于,小女兵站起来了。没有了泪,没有了表情。所有的新兵都没了表情。班长令她们钦佩不已也令她们毛骨悚然。

    所有人都巴望这雨别停下来,一停了雨,谁也甭想闲着。简直找不着一块干净的地方和一个干净的人。厕所里的泥地也松软了,人们常把厕所的泥带进卫生队的帐篷,再把卫生队的泥带进宿舍。这样,宿舍就不会沾满厕所的泥了。因此,卫生队拒绝人们去看门诊,他们的地盘给踩得一塌糊涂。天稍晴的时候,他们便要在这些帐篷里演习战地手术。他们请宣传队派人与他们合作,到附近村子里动员一些男女农民来做结扎,要是有个农民恰巧犯盲肠炎,他们就满心欢喜地把他抬来,然后再针刺麻醉,把他的肚子豁开。这个盲肠炎患者是宣传臥的人帮着抬来的,抬到一半下起雨来,便又抬回去。因为要做这个手术,卫生队已在紧张和兴奋的情绪中等待了许多天,还请了许多首长来参加。正式手术那天热闹极了,帐篷里外全挤着围观的人。那个山里人很得意,从来没出过这样大的风头。他讨好地对参观者说:“一点也不疼。”有时他皱起眉,但有位护士就会及时往他嘴里塞一块罐头菠萝。手术获得了大大的成功,这结果是使更多的农民迷上了这座帐篷。他们纷纷躺到那床上,让人把他们完好的盲肠割走。卫生队所有帐篷里塞满手术后的农民,而后勤保障部门的罐头却渐渐没了。

    吃,成了大问题。这一带很穷,根本买不到肉。有次吴太宽好不容易下决心,动用了从成都带来的腊肉。他把盛腊肉的盆刚往地上一放,一群人便扑过来,与此同时,某人脚上带起一大砣泥,不偏不倚,正落在肉盆里。大家伤心了一会,但还是立刻把肉抢光了。吴太宽很吃惊,因为空掉的盆里,那砣泥依旧完好无损地存在着,肉却是一块也没了。他们精确地绕开泥而获得肉,不能不承认这技术很棒。尽管报上总是理直气壮地说:形势大好,而吴太宽知道各种食品及物品都需要他进一步挖空心思去搞。为了让大家稍稍满意,他不得不使自己品德变得更恶劣。有时甚至要做些很不像话的交易,比如用两车煤跟远郊的公社换了四分之一车花生术。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这类交易中堕落了。看见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肉,他觉得他的优良品质就这样被他们吃掉了。

    最近大家都变馋了,一谈起吃的来就激烈得很。好几次学习讨论会,都谈到吃上。起初兴奋,而后恶狠狠,最后一个个都浑身稀软了。尤其女兵们,出发前各人自备的小零食早已吃光,蔡玲在吃最后一块米花糖时,尽管蒙紧被子,那咯嘣嘣的咀嚼声还是让她们大受折磨。那一刻,她们差点把这个吃独食的人轰出屋子。有次进县城演出,人家招待了一些糖果,这些劣质糖果坚硬无比,放在嘴里,不知是牙对付它,还是它对付牙,但它们还是很快被消化掉。陶小童把自己的一份糖果分给八个新兵,在那一刻她们对班长生出无限热爱。见了糖,她们就变得十分没出息,甚至发展到半夜站岗去偷农民的李子杏子。

    陶小童对偷农民果实这事深恶痛绝。“谁干的?!”她攥着几只杏核。

    “我们”

    “到底几个人干的?”

    “我们”

    陶小童数了数,完全灰心了。除她自己,她们全都干了。小女兵们知道,班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并不是沉默,她马上就会想出一个措施来。等着瞧吧,她沉默的时间越长,惩罚措施就越厉害。

    “从今天起,”陶小童心平气和地说“不要两个人站岗了。”

    她们顿时眉开眼笑。

    “一个人站!”

    “什么?”

    “一个人站夜岗!这回听清楚了吧?”

    她们万万没想到,为点吃的会招来这么大灾难。一个人在夜里站岗,亏她想得出来!幸好一场集体腹泻挽救了她们。

    这场集体腹泻闹得吴太宽神不守舍。他搞不清到底是怪他弄来的肉不新鲜,还是怪那半瓶煤油。煤油是另一个炊事员放进去的,他只想让肉包子馅里多点油。

    “你在放什么?”吴太宽嗅着气味不对,便问他。

    “油啊。”他兴高采烈地回答。

    “是我让你放的吗?”他真想揍他。

    “当然是你让我放的。你说油可以多放点。”那个炊事员患有严重鼻窦炎。再说天黑,没电,那几只一模一样的塑料瓶是不容易搞清的。吴太宽打消了揍他的念头,但让他保密:肉不新鲜和误放煤油这两件事,一件也不能透露出去。

    肉包子毕竟还是肉包子,一开笼就抢个精光。那个患鼻窦炎的炊事兵幸灾乐祸地到处问:有没有吃出特别的味道来。经他一提醒,伊农头一个发现,他打的饱嗝有股煤油味!

    于是患鼻炎的炊事兵得计似的哈哈大笑。他把两件事一件不漏地透露给每个人。

    一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开,每个人都做好中毒的精神准备。只有董大个还在闷头吃,他得知这噩耗时已吃了十多个包子了。他立刻感觉天旋地转,一把揪住吴太宽。

    “我不行了”

    “谁说的?”吴太宽明明感到他力大无比。

    “我头重脚轻”

    “没问题!”吴太宽本来想扶他站稳,却被他一把推倒。董大个并不是诚心要跟他摔跤,可吴太宽刚站起,他又上去把他推倒。他的意图是想拉吴太宽起来,可总是事与愿违地将他一再推倒。人们大吃一惊,董大个吃了不新鲜的肉和煤油,突然成了大力士。可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情况非常不妙,八成要送命。

    大伙替他算了算,他共吃下十五个包子,里面含煤油大约一两。一两煤油在这个不通电的山区可是宝贝,够一户农民点一个月灯了。此时惟一一盏煤油灯灭了,因为煤油被人们吃进了肚子。有人在黑暗中建议,找根灯芯,插到董大个嗓子眼里,不就是现成的“灯”?有人说,凭董大个的头岂止是灯,简直是座灯塔!但很多人说“灯塔”这词不能瞎用,一般用在伟人身上。

    经人一起哄,董大个恼羞成怒,一会儿要推倒这个,一会儿要推到那个。过一会儿,他真的不行了,大口大口呕吐起来。那呕吐的声音特别恐怖,简直像狮吼虎啸,仿佛吐出的远不止那点包子,而是把半辈子的全部饮食历史都吐了出来。那惊天动地的呕吐声最终把卫生队震动了,黑暗里,只见一群白大褂急匆匆赶来。这下他们有事干了。董大个的呕吐只是个序曲,很快,人们便接二连三往厕所跑。这一夜根本用不着站岗,因为基本上没人睡觉。

    陶小童的班得到一面流动红旗,这是面红色的三角旗。她现在的全部想法,都集中在这面小旗子上。她得使它永远在她手里待下去。当她把这打算跟小女兵们谈的时候,她们一点也不理解。干吗要永远使它待在这里呢?它对谁都没有多大好处。而要死抓住它不放,就意味着必须吃更多的苦头。在她们看来,为这面毫不辉煌的小旗子,她们吃的苦已经够多了。实实在在吃那么多苦,而这面小旗所给的奖励却挺空洞。反正她们比班长陶小童想得开:谁要拿走这面旗就拿走好了。

    而陶小童发誓要保住这面旗。从此她带领一班人登上山头时,人们听不见她们的鼓动词,却能看到这面旗。

    刘队长看见那个迎风飞扬的小红点,问旁边的人:“那是谁?”

    “陶小童。”

    “爬那么高干吗?”

    “甭管她。”

    “她们要累死的!”

    “别去管她。”那人笑道“她们只要那面小旗。”

    刘队长想,陶小童太把这玩艺当真了。一面小红旗,不过是谁想出一种形式,有时能稍微鼓点劲,调动一点积极性什么的,可她太把它当真了。他亲眼看见,陶小童是变了许多,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早先那种多愁善感的色调不知什么时候褪尽,她变得坚强,执拗,有时,在她目光中,能发现一星点残酷的东西。她不再是过去那个充满小情调,带着一双爱幻想的眼睛、怯生生的女孩子,而成了一个顽强的女战士。她的顽强在于把一切个人需要和个人欲念压缩到最低限度。那封电报现在还揣在刘队长军裝口袋里。他不知道电报中的“阿爷”是否像她自己讲的那样无足轻重,但他看出,在她拿起电报的一刹那,眼睛忽然散了神。之后他又看见她泪水盈眶,费了多大的劲才没让它落下来。他佩服她的克制能力;一个女孩子能这样控制自己是少见的,他不能不佩服。同时,就在那一刻,他发现了她那一星点残酷的东西。

    刘队长困惑地看着高处那面小红旗。他在想那面小旗的价值。

    为了保住这面小旗,陶小童必须想出一个最可靠的办法,让部下们站夜岗时不出洋相。每轮上她的班站夜岗,总会碰上演习指挥部的参谋来查岗。她们不是忘了口令,就是语无伦次地尖叫一气。有次两个小女兵站岗,竟被查岗的参谋从炊事辎重车里找出来,她们是因为害怕躲进去的,结果睡着了。这事让陶小童丢尽了脸。

    陶小童胆子也不大,尤其证实了远处那些绿色的、飘来拂去的光团就是磷火,她也把站夜岗看成天大灾难。她腕子上戴着刘队长那块夜光表,每次等到忍耐完全失去弹性再看它。可每回看它,发现它只走了可怜的一格。由此她想到,一个人活一辈子是多么漫长的事。

    她回去叫新兵换岗时,满屋子姑娘都在大说梦话。那个老摔跤的小女兵还在嘟嘟囔囔地背鼓动词。她白天往往声音嘶哑,那是因为夜里扯破了喉咙。奇怪的是,她们谁也吵不醒谁。这一阵她们是累坏了。陶小童觉得她们可真是捞着了锻炼的好机会。是她使这八个小女兵在当兵不到半年就成了众人瞩目的角色。她们白天一瘸一拐,夜里乱嚷一气,这都会使她们捞到好评。累得越惨,损耗身体越厉害,就越容易引人注目,博得赏识。她从不流露心疼她们的真实感情。那样她们就会识破:班长原来是个脆弱的人。她宁可她们一致认为班长铁石心肠。

    “谁呀?踩死我了!哎哟”一个姑娘迷迷糊糊地呻吟。小小的房间里打一溜地铺,陶小童也险些绊倒。

    她连忙摸到那只手按摩着。不料她却越叫越响。她就越发起劲地按摩。

    “别揉啦——是脚!”那姑娘不耐烦道。她睡横过来了,手脚团在了一块。既而她又拉长呼吸睡过去了。陶小童真的心疼她们了,决定代她们站下全夜的岗。这样也保险些,不会再出让查岗的从辎重车里揪出人来——那种丢脸的事。

    等她回到岗位上,发现又下起雨来。这种雨像张冷冰冰的粘膜裹住你,让你难受,腻歪。

    她忽然感到身后有声音。猛掉过头,浑身汗毛顿时立起来了:一条白色的影子一晃一晃地朝她接近。“站住!——口令!”

    她感到自己的声音是从隔肢窝里挤出来的。

    “我,是我!”

    她听不出这个“我”是谁“哗啦”拉开枪栓:“口令!”这时,她已闪到屋后。

    “口令!——我问你口令!”

    “谁他妈还记住那个!你是谁?”对方也一闪不见了,声音是从一垛烂稻草后面传出来的。

    “你是谁?”她问。

    可那家伙躲在草垛后面死活不出来,过一会儿,大概蹲累了,刚探一下身,陶小童又大叫:“口令!口令!”站岗有规定,不回答口令者在离哨位五米便可开枪警告。

    “你别瞎弄枪好不好?”他走出来,穿一身白,像影子那样飘飘忽忽。

    “别过来!口令!你不回答我就开枪!”

    “你喊什么?我都淋湿了!”

    陶小童觉得这声音耳熟,但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仍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口令口令!”

    男宿舍有人惊醒,相互打问:“出啥事了?这么叫法!”

    “你不就是陶小童吗?”白影子说。

    “你是谁?口令!”

    “我、我、我”

    没等他报出姓名,她已知道他是谁了。几个男兵冲出来,一见伊农那狼狈样,都笑着缩回去。有人趴在窗子上说:“陶小童,你叫得人灵魂出窍!”

    伊农穿着淋湿的白色衬衣衬裤,怀里抱个黑家伙:“对对对、对不起,我以为口令这玩艺不当真呢!”

    陶小童为刚才的叫喊害臊,就对伊农暴躁起来:“你这人真是!你干什么去了?!”

    伊农拍拍黑家伙:“我、我怕乐器箱盖不严,把号淋湿,就就就”

    他现在又结巴了。刚才口舌那么利索,难怪听不出谁来。别的结巴越急越结,他一急就好了。谁也弄不清他这结巴是真是假。陶小童越想越懊恼,怎么碰上这个活宝,害得她像胆小鬼那样尖叫。

    陶小童果真一个人站岗到天亮。但她忽然发现团支书站在不远的一棵树下。他的军装是潮湿的,证明他整整陪她一夜,一直就守在她近旁。她刚才还为单独站一夜岗沾沾自喜,这一来全泄了气。她一点也不感激他,似乎她诚心诚意办一件好事,结果发现这事一点都不伟大,没意义,甚至像个大骗局。反正她满腔英雄气概这下全没了。一件挺成功的事让人弄砸了,他干吗陪着我!

    团支书走到她面前。

    “我不会对人家说。”

    “说什么?”

    “什么也不说。”

    “随你便。”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什么?”

    “我不说你不是一个人站的岗。”

    俩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那里,都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陶小童希望他快些走开,他待在这里,不是成心要她好看吗?可团支书打心眼里想跟她多待一会。昨天夜里,他始终在黑暗中注视她,把她看了个够,尽管什么也看不清。她想到自己的妹妹,不知为什么,他会想到妹妹。有次妹妹搞来一本书,破得不成样子,她躲在灶头边烧火边看,把两个辫梢都烧秃了。他很想让陶小童知道自己的妹妹,那个渴望上学,从没读过一本像样的书的妹妹。她并不想嫁人,但像所有乡下姑娘那样早早就嫁了人;她想读书,但也像所有乡下姑娘那样决没有这福气。

    陶小童发现团支书的脸这一刻变得很生动。当然,她永远不会知道,他有个令他怀念和痛心的妹妹。

    “喂,你真的不相信我给你写了九封信吗?”他问道,脸色严峻起来。

    陶小童赶快往后退一步。

    “你还是看看吧,一共九封。”

    她又后退一步。

    他本来想把这些信烧掉,但没舍得烧。这肯定是他这辈子写得最棒的东西了。他还是想把这些信给她,让她去处理掉。哪怕她看一两页(冷笑也好,不屑也好),他对自己的感情也就交代过去了。

    但她拒绝看这些信,猛烈地摇头,一个劲往后退。他极伤心地看到,她对他甚至是反感的,嫌弃的。他站在她跟前使她浑身别扭。少女哪怕有上百个求爱者、一万封情书,她们视这为一种荣誉。可她连这点虚荣都宁可不要。他的非分之想给她造成那么大压力,甚至像受了某种侮辱。她看他时,目光是居高临下的,那意思是:你怎么竟敢爱我?!

    陶小童转过身走了。她想着这个人许许多多的优点,想着他所具有的公认的种种美德,还想到他为人们做过的许多好事。但她毫不动心。大概所有女孩子都不会动心,她们会选他当模范,推举他当先进分子,但决不会爱他。

    这是件十分滑稽的事。陶小童知道这不合理,但并不想从自身做起,来改变它。

    “喂,你不要对人家讲”他说。

    陶小童回过头,让他放心,她绝没有那样卑鄙。

    演习结束的晚会上,团支书摔得挺惨。他扶着伤腿,呆呆地看着它流血。没人注意他,谁也没看见他的血。陶小童却注意到了。但他拒绝让她包扎,他粗暴地挡开她,脸上显出不耐烦的神情。既然不可能,姑娘,就别做这些举动吧。男子们往往受不了这种举动,他们会因此乱发痴想,自作多情,最终只会多些折磨。打人往死里打,也是一种人道。他转过身,方方的后脑勺倔犟地对着她。一回到成都,他便伤心地看到,她去找徐北方了。她宁可跟这个无耻的家伙在一起。

    团支书王掖生认为徐北方无耻不是没有道理。他发现那家伙居然画了女人赤裸裸的身体时,简直吓呆了。这张画是他无意中发现的,演习前,他收拾行李,那时徐北方已住进了卫生所观察室,他就在他床下发现了它。这人无耻地竟能把一个精赤条条的女性画得那样逼真,皮肤有弹性,整个人似乎有体温。那不是一张画,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当时他吓得手脚冰凉,立刻用褥子盖上它,心脏怦怦乱跳,像干了偷看女澡堂那类下流事一样心虚。他断定徐北方无耻得没救了,竟有那样的技术,把脱光衣服的女人画得异常动人.他的无耻还在于,他对女人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起初他对这张画充满仇恨,想毁掉它,因为他弄脏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但等他稍定下神之后,再去看它,便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那个无耻家伙是花了心血的,毁了它似乎可惜。他紧紧闩上门,就让他和那张画面对面待着。他臊得满面通红,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没见过赤身的女性。女性的身体原来这样美,不得不承认。它美。他一会把它盖严,一会又忍不住撩开那层褥子,如此反来复去不知折腾多少回,才敢正式地、大胆地端详它。

    画面是一片明朗的色调,没给人一点猥亵、下作、偷偷摸摸的阴暗感觉。画上的女性伏在一片不见边际的沙漠上。金色的沙漠被白热的阳光照得刺目。女性就这样卧在光天化日中,搞不清她怎么到了这样一丝不挂的地步。女性姿态痛苦,光洁的皮肤下肌肉紧张地绷着,双手十指深深插进沙里,似乎刚遇到一场劫难。画面中不见太阳的轮廓,但从沙漠若干微妙的起伏显出的强烈反差,能使人感到那远在画外的太阳多么毒辣。沙漠的荒凉、干燥与女性饱含水分的身体,也形成强烈反差。整幅画给人的感觉是一场大灾难。连女性松散的头发上、一根散开的红头绳,也给人一种不幸的联想。那一线红色用得多妙,红得那样俏皮、夺目,又红得那样残忍。这幅画看的时间越长,越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使人担心这女性会死,她的奄奄一息令人揪心。仿佛这是世界末日,她是人类最后一员,她一死,所有生命便不复存在.

    看到最后,团支书被这幅画莫名其妙地震撼了。他汗流浃背,感到一种非生理的、但又异常迫切的干渴。

    那个无耻之徒怎样把这一切画下来的呢?他碰也不敢去碰那画中的女性。但他真想去碰碰,因为她太真实了。他不敢碰的原因也在于她的真实。他几乎对那个无耻之徒的无耻之作大为钦佩起来。因为他画得太棒了,所以他无耻。这幅画是杰作,这就说明他极端无耻。假若他稍微有点廉耻,绝对画不出这样货真价实的杰作来。

    他为陶小童遗憾:难道能去爱这样一个天分极高的无耻东西吗?

    陶小童跟徐北方的几次约会都有些别扭。尤其她,总像有什么心理障碍。最后一次顶败兴,走了一半就回来了。因为人防工地出了事。他们只见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地道入口被堵得水泄不通。那终于竣工的“城下城”究竟如何壮观,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只是一听它的名字就一点不担忧未来的战争——“城下城”人圈里有人往外挤、脸色充满兴奋,说是死了一对恋人。过一会儿两副担架抬出两具尸体,从头到脚蒙着布。那看守“城下城”的老爷子有天忘了锁门,让他俩钻了进去,又被糊里糊涂的老爷子锁在里面。连饿带闷,整整两个星期,等再打开门时,两人已死得不能再死了。听说他俩死得很惨,手全烂了,那是砸门抠墙弄烂的。可三重厚厚的大铁门,谁会听见他们细弱的呼救声?担架抬过时,人们很想揭开布看看他们的形象。有人说:不用看,一点也不好看,是两个上岁数的人,不是什么少男少女。这时人们又惊又喜地嚷道:好哇,原来是一对风流的老帮子!

    徐北方和啕小童被这事搞得心情沮丧,很默契地,俩人便往回走。路上也很默契,他和她都不想说一句话。

    军事演习结束后,大部队全撤回,宣传队留下给当地老乡再演出几场。方圆几十里,一下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许多人找不着立足之地便往后台挤。告诉他们后台不能随便进,他们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贫农!”幸亏天幕上的幻灯把他们吸引了,他们不再闹,一齐坐在舞台背后,看着天幕上一动不动的景色。他们认为自己比前面的人聪明:前面是看戏,而这里则是看电影。

    警卫连留下一个班帮宣传队维持秩序。这时一个战士跑进来,问:“有叫蔡玲的吗?”

    大家忙答:“有。”

    “他父亲在外面等她”

    这下没人吭声了,都会意地交换着眼神。听说蔡玲父亲在劳改队表现出色,提前释放,但他没面子回家,在附近一个农场安身了。那农场多半安置这类爱面子的被释放者。

    女兵们找了一大圈,没找着蔡玲。伊农把握十足地对那战士说:“跟我来。”他知道蔡玲躲在什么地方,正刻苦地做她的“声带操”她拉完一千下舌头总要出一身汗,但她的老师还说她拉得不够。要想成歌唱家,就要克服这种毫无力度,一发音像一砣肉似的嗓音,而力度就得这样拼命拉。可在别人看来,那种倒霉的训练跟唱歌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伊农理解蔡玲,支持她锲而不舍地拉下去。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棵槐树下,站着个微驼的黑影,他就是蔡玲的父亲。可蔡玲却死活不承认她有父亲。

    伊农在装服装道具的卡车里找到蔡玲。

    “我不见他!哪个认得他!”她说。

    “他总是你父亲!”

    “他活该!我没这个父亲”

    伊农急了,说:“我、我、我陪你去。他只想看你一眼”

    “我不去!叫他滚!”

    “他、他、他毕竟”

    “狗屁!”

    “你、你、你毕竟”

    “狗屁!”

    她被伊农逼得步步后退,已退到车栏杆上,她向后仰着身,像要挨刀。“叫他滚!什么父亲!狗屁!”

    伊农再也忍不住了“砰”地一拳打过去,也不知打着哪儿了,蔡玲一下子蹲下身,捂着脸哭起来。哭得很压抑。伊农愣了一会,赶紧扶住她肩,一个劲说:“请原谅请原谅。”

    伊农代替蔡玲来见这位不名誉的父亲。老头儿马上明白了。

    “她不肯来,是吧?”

    他只好点头。然后又朝他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站了一会儿。伊农说:“我要去演出了”

    “等一下!”他居然拉住他“小玲子现在啥样儿?有这么高这么高很瘦?”

    “不,她蛮胖。”伊农急于摆脱这张失望到顶点的脸。

    “我晓得,她是解放军了,不能见我。”

    伊农忽然想出个点子,对他说:“我给你搬把椅子,放在台下。她上台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

    伊农把这位有罪的父亲安置好,已挤得一头大汗。老头儿又拉住他:“她妈写信跟我讲,蔡玲想要个手表,你把这个给她。”

    伊农把一块半新的手表交给了蔡玲。她把这块表反复看了看,然后若无其事地塞进挎包。她发现伊农正用很复杂的目光注视她。

    “他走了吗?”她问。

    “走了。”伊农撒了谎。似乎这样对她更好。她果然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第一个节目一开始,坐在头排的老头儿就横一把竖一把地抹泪。他哭错了,因为台上根本没有蔡玲。六七年时间,他早记不得她的模样,把谁当女儿他也拿不准,反正他只顾哭。

    蔡玲的节目在最后,老头儿却恰恰没看上,他还有几十里山路要走。但蔡玲却在侧幕看见了父亲。她直瞪瞪瞅了他很久,希望自己蔑视他,仇恨他,但是不行。他那副快不中用的样子用不着谁来仇恨了。

    伊农被蔡玲揪到没人的地方。

    “你骗我!”

    伊农避开她恶狠狠的面孔,端起号吹了个悲哀嘶哑的长音。

    “他没走,你骗我!”

    “我没骗你,他现在真的走了”

    “你”蔡玲突然也挥拳给了他一下。

    他晃了晃,站稳后说:“我、我、我没骗你,小玲子。”

    一听这个称呼,蔡玲的泪水夺眶而出。伊农迟迟疑疑地抱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