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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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夏天，期末考试过后，大三生活即将结束前，我们被安排到工厂参观实习，由此开始了一段惨不忍睹的生活。
那个夏天异常炎热，每天早晨我都一身汗水地醒来。太阳挂在天上，温度就像正被拍卖的抢手商品的价格，日益高升，令人窒息。北京发烧了。
让人心情无法舒畅的灰蒙蒙的天空遮盖着北京的每一寸土地，每当抬起头看到天色像一碗豆汁的时候，我便不禁皱一下眉，郁闷涌上心头。
我决定记录下一些东西，什么都不为。
对于写作，我足可称得上门外汉。首先，我不曾参加过以各种名义开办的创作班，也没有这方面的名家哪怕是老师或者朋友的指点；其次，我除了知道小说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构成，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鲁迅原名周树人，他有个弟弟叫周作人，给日本人当过汉奸外，其余的文学和文体常识则知之甚少。有些在中学就该被熟读甚至背诵的文学名篇对我仍旧陌生，那时候我的名字更多出现在黑板上“下列同学的作文需要重写，希望你们认真对待”的字里行间，有时我会在发下来的作文后面看到老师的红笔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但在中学生作文大全第136页上可找到原文，放学到我办公室来！”
所以，对于写作，我无话可说，惟一的想法和将贯彻的路线就是：写的时候作者爱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只要把想说的说清楚就得了。
那些日子的参观实习，折磨得我不堪忍受。
每天早上，我光脚穿着被前一天汗水浸湿的片儿鞋，在老师点到名字之前出现在工厂门口，然后极不情愿地随同一班同学进入指定的车间参观实习。
学校的这种安排，与其说是要培养我们对专业的感情，毋宁说是使我们对这一专业的厌恶进行到底。每次一踏进车间门槛，陈年已久的油腻味夹杂着钢铁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便开始头晕目眩。我为该现象发明了一个词：晕厂。
厂房里陈列着一台台沾满油污已看不出表面颜色的机床，它们工作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淹没了在一旁聊天的工人师傅们的交谈。墙壁上安装着一台台可容纳十人吃饭的餐桌那么大的电扇，铁皮制成的扇叶在铁丝围成的扇罩里愤怒地旋转着。偶尔一阵清香飘过，是一个年轻女工正倚着看图纸的桌子啃一根黄瓜，图纸上还放着掰下来的一截黄瓜屁股。
上午十一点一到，工人们准时去吃午饭，三三两两拿着饭盒走向食堂，我们的参观任务也就此结束。看着他们吃一口从说不准头天晚上被大师傅用来洗澡的大铝盆里打来的菜，再咬一口比哺乳期的女人胸脯还大的馒头，我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老师说学校每年都有毕业生到这里工作。
上午在工厂充满油污味道的空气中硬着头皮浸泡到十一点，然后回学校吃午饭。吃完饭我们无所事事，躺在各自的床上睡觉，睡到五点半气温略有下降的时候，爬起来去踢球，踢到筋疲力尽，体内积蓄的能量和愤怒彻底发泄完为止。
有时我会在四点钟的时候醒来，总觉得这种毫无目标的生活容易使人颓废下去，可此时除了睡觉，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考研？我想过，但对于一个经常参加补考的学生来说，还有什么让他比那些同样有考研想法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复习并年年拿奖学金的好学生考得还好更困难的事情呢。现实让我安分守己，不抱奢望，与其做无用功，不如躺在床上耗着，至少能长点儿肉。
考托，考g？看到那些在教室里背词汇和小树林里练习口语的家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滑稽的一幕：一个个青年男女手拿各种英语证书向蓝天上飞过的波音客机召唤着：带上我，我托福考了六百六！飞机越飞越远，给青年们留下无尽遗憾，但他们紧握证书的手依旧强劲有力，目光中仍充满希望此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祖国，你丫赶紧强大起来吧！
看书？不知道究竟源于何方的根深蒂固的苦闷搅得我烦躁不安，力不从心，看见字头就大，特别是夏天，一不留神就中暑，头晕目眩，食欲不振，四肢乏力。
找工作？为时尚早，还有好几科补考没过呢，用人单位要这样的学生吗？
所以，我惟有睡觉。
再睡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踢球去了。
有人认为长时间的睡眠是对生命的浪费，不思进取，对此我决不苟同。生活虽丰富多彩，但我们整日奔忙，学习不息，奋斗不止，最终还不是为了睡个好觉吗！
大学这三年我经常是周一早上从家来到学校，躺在床上一直睡到周五下午，然后起床洗洗脸刷刷牙，背上书包回家过周末——说的确实有些夸张，其实中途也偶尔吃几顿饭，上几趟厕所，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三年除了睡觉，别的啥都没干。
觉睡了很多，我也有一些心得：晚上睡觉早晨起床后的感觉是生机勃勃，而午觉醒来后的感觉是暮气沉沉。还有一点，遗精不只出现在深夜，它在你睡觉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
在我酣睡之际，常有只苍蝇在屋里“嗡嗡”盘旋，不时撞在玻璃上“砰”的一声，但它依然义无反顾地向窗户撞去，追逐着自由。
窗外便是它的自由，而我们的自由呢，我看不见。
有时，我真想像一只苍蝇，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
即便在全国人民瞩目的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夜晚，我也毫不激动，准时上床睡觉。
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夜晚。
北京在众多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主办权。顿时，北京乃至全国成了快乐的海洋，群众纷纷拥上街头，自发组织起各种庆祝活动。翌日，电视台大量报道人们欢庆的场面：
某农村，一个头裹白布的青年，摇头摆尾鼓足腮帮子猛吹一个锈迹斑斑的唢呐，吐沫星子顺喇叭口四处飞溅，其中一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喷射到摄像机镜头上，吓得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一个女大学生面对镜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我太高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随后她发表了如何高兴的长篇大论)，最后，她又说：“我现在真想大喊！啊——啊——啊！”说时迟，那时快，她真就面对镜头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鲜红的舌苔和三十二颗牙齿(粗估，至少也有二十八颗)，我发现她的后槽牙需要补一补，以免吃东西塞牙，滥用牙签，浪费木材，从现在起就该为环保尽自己的一份力了；全连官兵整齐有序地观看投票全过程，当萨马兰奇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像把原子弹弄上了天一样欢呼起来，看到这个场面我有些担忧，在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的今天，军人们放松了警惕，这要让那些企图颠覆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小撮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总不能让奥运会举办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或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吧；还有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孩说了这样的话：“我爱祖国，爱北京，爱五星红旗。”她可真是缺乏社会经验，怎么能随便就把“爱”说出口呢，知道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东西是你随便说爱就爱的吗？
投票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学校保安提前半天就将男生宿舍事先准备用来庆祝的空酒瓶甚至还剩一点儿才用完的花露水瓶收走，在经历了楼下自行车棚因中国足球兵败金州而一夜之间千疮百孔后，每逢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重大活动，学校都格外谨慎，但是，人们说话的权利是无法剥夺的，那晚街头出现最频繁的语句“呕，赢了！”、“中国伟大！”、“北京，万岁！”所包含的意义，均不如从男生宿舍传出的那个低沉的声音意义深远——牛逼！
听说第二天啤酒厂派了两辆车才把那些瓶子拉走，否则它们用在为北京申奥成功的庆祝上，一定噼里啪啦，火光四溅，热闹非凡。
申奥胜利导致人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和两年前大使馆被炸一样心潮澎湃。人们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喜悦中，并开始为自己构想一个美好前程。
我想，那时候我该二十八岁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学早已毕业，混迹于社会多年。我可以成为黄牛党的一分子，每天起早贪黑与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排起长队，垄断所有比赛项目的门票，全世界的观众无论你来自美利坚还是大不列颠或是埃塞俄比亚，都要被我们宰上一刀才有幸进入比赛现场，这就叫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让你们八国联军烧我圆明园！
实习这几日的傍晚，我和同学都是在露天大排档度过的，要些麻辣烫和羊肉串，每人一瓶啤酒。吃完该打牌的打牌，该睡觉的睡觉，不会打牌睡不着觉的就去图书馆找书看，逮着什么看什么，只要是中国字，看什么不是看，经典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
一天天就这么过去。
夜里，总是有人难以入睡，因为各种心理和生理的原因。一天，我闷热难当，拿着脸盆去水房冲凉，见两个同学正坐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其中一个背单词，对另一个正看小说的说：“我郁闷！”另一个用手抠了两下脚丫然后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摇摇头，惆怅地说：“我也郁闷！”
我进了水房，接了一盆凉水从头倾斜而下：“我浑身郁闷！”
这时一个青春痘长了一脸甚至发展到后背上的哥们，拿着自己心爱的小镜子，走进水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我脸上的这些包，是不是郁闷所致。”我捧着他的脸强忍着恶心端详了半天，语重心长地说：“哥们，我们谁也没有你郁闷。”
郁闷，没有尽头的郁闷，我们是郁闷的一代。
都是青春惹的祸！
随着实习的进行，我陷入苦闷中愈加难以自拔，难以理解其他同学的谈笑风生从何而来。
后来发现，聊天是消磨在工厂实习这段无聊时间的最有效方式，于是我敞开心扉，同每一个我喜欢的不喜欢的老师、同学、师傅进行对话。
一次，我与一个喜爱足球的女生谈及前一天的甲a联赛，车间的噪音使得我们为了让对方听清自己在说什么不得不趴在对方耳朵上大喊大叫，为了不被别人误会，我们出了车间，坐在门口的水泥台上继续前面的话题。关于足球的讨论没有进行太久，话锋一转，到了生活上。
“你将来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她问。
“不知道，你呢？”我问。
“挣钱多，干活不累。”她说。和所有人的目标一样。
“没想过找个大款？”我问。
“早就想过，可是始终没有遇见，你有资源吗？给介绍两个。”她说。
“找多大岁数的？”
“四十岁以下，要么就八十岁以上，马上要死的。”
“你妈能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那我也找。”
“将来你女儿像你一样怎么办，领回家一个比你还大的老头，愣管你叫阿姨，把你气个半死。”
“不会的，我嫁了大款，我女儿就是大款的女儿了，用不着再找老头了。”
她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如果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都抱此种择偶态度，那么我们这些既不是大款又不是大款儿子的男青年，就只好打光棍了。
没有了私心杂念，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最终也能在中老年的时候成为大款。随后我们的春天就来了，她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让我们感觉夕阳无限好，枯树又逢春。
每天一部分时间用在往返于学校和工厂之间的公共汽车上，这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一幕幕即兴话剧，只是演员不同，情节各异。
两个妇女不知吃了什么刺激性食品，在车上破口大骂，原因是被踩了脚的一方没有听到另一方说对不起。
车上所有乘客在听到手机响后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喂，我在车上呢。”
中国的贫富悬殊如同坐北京的公共汽车，有座的闭目养神，舒服惬意；没座的拥挤不堪，汗流浃背。
一天等车，车进了站，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堵在门前，有的拼命往里钻，有的使劲往外挤，遇到这种场面通常我都选择躲开，这次也不例外，没上。这辆刚开走下辆就来了，车厢空旷，身旁只站着一个人，我庆幸选择了这辆，但突然想到，尽管只有两个人站着，我却是其中之一。
我在车上看到中学门口堆满了焦虑的家长，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家长们手里拿着扇子和冰镇饮料，兜里装着祛暑药和健脑药——这种药对分数究竟有多大帮助？高三的时候我在学校吃午饭，一次吃完饭刷饭盒的时候，一个同学捶胸顿足长叹道：“哎呀，忘了吃‘忘不了’了！”——他们翘首以待，他们默默祈祷，忐忑不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反正自己这辈子就这德行了，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这对孩子公平吗？凭什么你们做父母的自己不去奋斗，想沾孩子的光，吃现成的，这就是你们生儿育女的目的吗？
对人对己来说，考不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这种例子在我身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大学也非一无是处，它能洗去人的浮华，让人意志消沉、多愁善感、酒量大增。喝高了，你会发现许多清醒的时候不曾发现的真理，比如：我爱吃肉筋，张三爱吃板筋，我们志同但道不合；啤酒喝多了爱撒尿；天黑了，打开灯才能看书；下雨的时候，只有躲在屋子里吃麻辣烫，否则碗里的汤会越来越多。
我们并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酒鬼才那样，我们只因为啤酒可以使谈话畅通无阻。
一天晚上，我们都高了。那次喝酒的初衷本是清热祛暑，可不知怎么回事儿，大家议论起人生在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每个人都借题发挥，一番感慨，结果桌上堆满了酒瓶。回到宿舍哥几个躺在床上肚子里翻江倒海，把厕所吐得狼狈不堪。后来我们发誓，以后吃饭的时候，孙子才讨论哲学！
即使世界上不存在哲学问题，我们的啤酒还是能喝满一桌子。一次我跟一个同学比赛，看谁知道的外国作家名字多，输一个喝一杯，结果我输了十多个。酒后才知道，这孙子把老外的姓和名拆开说了，丫把欧内斯特海明威说成了两个人。后来听他说，那晚我兴致大发，阐述了看书写作与吃饭拉屎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要拉屎，是因为吃的东西被消化，废物堆积在肠胃，越攒越多，不拉出去就堵得慌，只有把屎拉出去，才能为继续摄取食物腾地方，然后才会感觉饥饿。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屎不会无中生有，有吃才有拉，吃什么拉什么。写作亦然，书是精神食粮，看多了自然会有不吐不快的欲望，就像憋了一泡屎，而当你写多了又会产生如饥似渴的阅读欲望，读书写作，互惠互利，相辅相成。所以，为了每天能写出新东西，我要像每日三餐一样地看书，必要的时候还得来顿夜宵，以保证文字和灵感像屎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他端着酒瓶眯着眼咧着嘴，始终对我报以傻笑，听完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后，点了点涨红的脸说：“是这个理儿，来，干了这杯回去睡觉！”
每天重复着长久以往的生活，看不到一点点希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我不知道毕业后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将拥有学位证，可这个证书仅仅是对我能混到毕业的认可，说白了不就是一张纸吗。在学校我学无所成，只剩下一颗不愿低头的心。我对自己未来能否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产生怀疑。
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第一次以不需要补考的方式结束了一个学期，为此得庆祝一下，于是和几个同样需要庆祝的同学直奔大排档。
我们的桌子上又摆上煮毛豆、花生米、羊肉串和啤酒若干，这种配置是每一个夜晚在街边吃东西的人所熟悉的。乘着习习晚风，看着灯火阑珊的城市，吃着并不难以下咽的食物，谈论着自己关心的话题，这种生活方式被许多人认可。一个同学说：“幸福是什么，不过是考试全部通过然后来这么一下子。”
想起考试期间度过的那些心乱如麻的夜晚，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回忆自己坎坷的一生——能活下来，就值得庆幸。
过去的这个学期开设的都是专业课，正是课程的专业性，使得我们更加不专业。能如期出现在课堂上的人越来越少，就是教室里仅有的那点儿人，要么昏昏欲睡，要么魂不守舍，只剩下几个谨小慎微的女生，她们专注地记着笔记(兴趣高涨的样子，无论学什么专业，她们都无怨无悔，全身心投入)，总那么听话，招人(老师)喜欢。每次考试结束后，她们会抱怨：“哎呀，又填错一个空，上不了八十五了！”我则默默祈祷：“再蒙对一个选择就及格了，上帝保佑！”我们的目标不同，实现方式当然不同。但是，考了八十五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惦记着那点儿奖学金。
平时不认真对待必然导致考试前临阵磨枪，成批学生背着一书包课本拥入教室，成为学校半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学习的座位比在这所女生严重匮乏的学校里找一个女朋友还难。
教室里人满为患，空气不流通，大家呼出的都是着急上火的热气，因此里面的温度高出外界10c以上，热浪袭人，每次我从外面走进教室，都险些被这股热气顶出来，就像蒸包子的时候掀开锅盖，被蒸气熏着一样。即便如此，书还是要看的，因为不及格的感觉就像被油炸过似的，比挨蒸难受多了。全当复习是桑拿了。
坐下来看书也有种种烦恼缠绕。需要一手拿书，一手拿着扇子不停扇动，否则汗水会顺着脸颊倾斜而下。同时，偶尔还要腾出一只手来翻动书本或挠挠被蚊子咬的包。这时候，叫唤了一天的知了依然精力充沛，无论你怎么对它喊“都他妈几点了”它依旧不知疲倦。而此时我们只能一边充耳不闻专心看书，一边在心里向知了它妈致以崇高的问候。
这种环境下，教室里坐久了，裤子很快就会被汗水浸透，屁股上一片湿漉漉的痕迹，像尿了裤子，而此时已无人关注这些，大家都被考试折磨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就是真有尿了，为了节省下时间看书，也会尿在裤子里的。
一些不够幸运的学生(或许没有幸运地拥有一颗聪明的脑袋)，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煎熬，还是被无情地挡在及格线以外，他们要准备补考，复习功课和重复先前的种种遭遇，如稍有幸运，他们将逃离水深火热，但还是有许多人难逃此劫，不得不噩梦重温，他们往往四渡赤水，七擒孟获，九死一生。
喝完酒，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大街小巷，直到最后一班返校的公车开来，才踉踉跄跄上去。车上没有乘客，我们坐在黑暗的车厢里，一盏盏路灯将我们的脸照亮又熄灭。我想起一个弹吉他的同学写过一首歌，叫做青春的末班车。不知道自己坐在这辆车上是去找寻最后的青春还是正离青春而去，这首歌伤感的旋律始终萦绕着我，挥之不去。
学校早就锁门了，我们跳墙进入学校。这一方式已轻车熟路，甚至比从大门走进去还得心应脚。
宿舍楼道里依然歌舞升平。墙角聚集着一群抽烟的人，他们会这么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下去，直到抽完身上的最后一支烟才回屋睡觉。一个长头发的哥们，抱着吉他没完没了地拨拉着，也不知道他在弹琴，还是发泄着什么。为了图二十四点后电话费三折而给在外地上学的女朋友打电话的，摘隐形眼镜的，剪指甲的，洗衣服的，光着膀子刚从外面跑步回来的，交心的，抄作业的俨然一个动物世界。还有几个研讨专业课题的，他们是大家嘲讽和妒忌的对象，也是奖学金的获得者。
那些没有出现在楼道里的，他们躺在黑暗的宿舍里干什么呢？无外乎是在对女生评头论足，要么就是在为怎样才能挣到钱而争执不休。
这一切，最终都将在黎明来临前趋于平静，就像人终有一死一样。
晴朗的一天。天空湛蓝，朵朵白云飘浮在国贸的上方，我所实习的工厂与这座大厦隔街相望。
每次从工厂大门出来，我就幻想工作在眼前这座大厦里面的人们，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可以端着咖啡，站在撒满阳光的办公室窗前，鸟瞰长安街和三环路，看警察给骑车带人的同志开罚单，看小贩与工商展开游击战，看外地老太婆从垃圾箱里捡出矿泉水瓶子放进麻袋，看马路对面工厂里的工人和满脸惆怅的实习学生。
我像个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发现样品柜子后面的木箱里堆满酒瓶，这是工人师傅用来发泄和我们一样对这种工作的失望用的。箱子里还有几张印着坦胸露半乳的女郎的法制小报，在这种环境里，这类东西非常有利于清暑解闷儿，很快，它们就像清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被如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我们瓜分了。
工厂的实习让人提不起精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工人师傅怎么干活，看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而我们没有能看懂的地方，那也不问，因为或许师傅们也并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在车间溜达完一圈，我们便凑到车间外的树阴下乘凉，等待十一点到来，结束又一天的任务。有时老师会突然怒发冲冠地出现，痛斥我们不经允许擅自离开车间：“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都没有问题了？！”
“嗯。”“全都弄明白了？”
“嗯。”“那我问你们几个。”
“嗯。”“铣床的工作特点是什么？”
“铣。”
“怎么铣？”
“反复铣。”
“工件为什么需要铣？”
“因为脏了。”
“都进去，把问题搞明白再出来！”
我们纷纷拍着屁股上的土站起来，极不情愿地再次走进车间。老师没跟着，坐在我们刚才的位置休息。
片刻，我们又陆续走出车间。老师问：“怎么这么快？”
无人理睬，大家纷纷将目光转向别处。
老师气愤地一个人走进车间，很快也出来了。她看到工人师傅们在社会主义的车间里，喝着国有企业烧开的水，下着自己的象棋，编织着自己丈夫或孩子的毛衣，侃着自己的大山。
这个时候老师发现队伍中间少了两个同学，问他们哪去了？有人往旁边一指，只见他俩各拎了一塑料袋包子，从工厂食堂里悠闲而出，嘴里鼓鼓囊囊，边吃边说：“精神空虚无法填补，就不要让物质空虚再继续下去了。”
三个星期的实习终于过去了，胜利逃亡就在眼前，但这时又一座大山压在我们头顶——学校要求交一篇5000字以上的实习感受。这不是明摆着对写作缺乏认识的表现吗，写作要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对生活有深刻认识，这是我们在简陋的车间里转悠一圈就能达到的吗。如果说感受，我也有，把它写进文章里的话，将通篇是“他妈的”和“fuck”！
我还是按时交了报告，把同学用电脑写好的文章换了个名字和学号，就这么过关了。里面写了什么我也没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同学一定是把自己的痛苦转化成“此次实习机会难得，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更增强了实践经验，希望学校以后组织更多这样的活动”这类文字。
我们又去庆祝了，为了没有在这三个星期里被折磨死去。与其说在大学里和书本打交道，倒不如说是在和啤酒打交道。
暑假在一顿麻辣烫中如期来临。
放假前，我去图书馆借来足够多的书，我知道很可能一本也看不完，但借了，就至少说明我的美好愿望。除了一本决胜四级(我把通过四级的奢侈愿望寄托在这本书的名字上)外，都是法国小说，不知道是法国文学自身蓬勃发展，还是买法国文学书给的回扣高，图书馆到处都是法国小说，好像在法国人人会划拉两笔似的。
看书究竟于我有无帮助。答案肯定不是肯定的，像机械原理、机械设计这样的课程，我补考多次仍未通过，每次考前我都复习，打的并非无准备之仗，可是分数越来越少，一次不如一次，再这么下去，我就快得零蛋了。这次开学后我将再次补考，我决定不复习了，弄不好这次就过了。
假期里，我浑浑噩噩，百无聊赖。躺在床上看书，哪个姿势都不舒服，又坐起来看电视，每个频道都在播放粗制滥造毫无趣味的节目。播到幸运52，才意识到已是周末，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生命啊！
我所要讲述的到了这里就结束了。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写了一堆泛泛平平空洞乏味的东西，如果你也这样认为，那就对了。因为我和身边的人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复制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有意义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渴望改变现状，但无能为力——取消考试，这可能实现吗？
我喜欢采用消极的态度积极地去做事情。比如这次，我抱着写不完的态度来认真写这篇文章，结果写完了。
写完之后便不知道再干点儿什么好了。
现在，我盼望着一场大雨，能让北京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都凉爽一些。
二一年夏天，期末考试过后，大三生活即将结束前，我们被安排到工厂参观实习，由此开始了一段惨不忍睹的生活。
那个夏天异常炎热，每天早晨我都一身汗水地醒来。太阳挂在天上，温度就像正被拍卖的抢手商品的价格，日益高升，令人窒息。北京发烧了。
让人心情无法舒畅的灰蒙蒙的天空遮盖着北京的每一寸土地，每当抬起头看到天色像一碗豆汁的时候，我便不禁皱一下眉，郁闷涌上心头。
我决定记录下一些东西，什么都不为。
对于写作，我足可称得上门外汉。首先，我不曾参加过以各种名义开办的创作班，也没有这方面的名家哪怕是老师或者朋友的指点；其次，我除了知道小说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构成，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鲁迅原名周树人，他有个弟弟叫周作人，给日本人当过汉奸外，其余的文学和文体常识则知之甚少。有些在中学就该被熟读甚至背诵的文学名篇对我仍旧陌生，那时候我的名字更多出现在黑板上“下列同学的作文需要重写，希望你们认真对待”的字里行间，有时我会在发下来的作文后面看到老师的红笔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但在中学生作文大全第136页上可找到原文，放学到我办公室来！”
所以，对于写作，我无话可说，惟一的想法和将贯彻的路线就是：写的时候作者爱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只要把想说的说清楚就得了。
那些日子的参观实习，折磨得我不堪忍受。
每天早上，我光脚穿着被前一天汗水浸湿的片儿鞋，在老师点到名字之前出现在工厂门口，然后极不情愿地随同一班同学进入指定的车间参观实习。
学校的这种安排，与其说是要培养我们对专业的感情，毋宁说是使我们对这一专业的厌恶进行到底。每次一踏进车间门槛，陈年已久的油腻味夹杂着钢铁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便开始头晕目眩。我为该现象发明了一个词：晕厂。
厂房里陈列着一台台沾满油污已看不出表面颜色的机床，它们工作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淹没了在一旁聊天的工人师傅们的交谈。墙壁上安装着一台台可容纳十人吃饭的餐桌那么大的电扇，铁皮制成的扇叶在铁丝围成的扇罩里愤怒地旋转着。偶尔一阵清香飘过，是一个年轻女工正倚着看图纸的桌子啃一根黄瓜，图纸上还放着掰下来的一截黄瓜屁股。
上午十一点一到，工人们准时去吃午饭，三三两两拿着饭盒走向食堂，我们的参观任务也就此结束。看着他们吃一口从说不准头天晚上被大师傅用来洗澡的大铝盆里打来的菜，再咬一口比哺乳期的女人胸脯还大的馒头，我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老师说学校每年都有毕业生到这里工作。
上午在工厂充满油污味道的空气中硬着头皮浸泡到十一点，然后回学校吃午饭。吃完饭我们无所事事，躺在各自的床上睡觉，睡到五点半气温略有下降的时候，爬起来去踢球，踢到筋疲力尽，体内积蓄的能量和愤怒彻底发泄完为止。
有时我会在四点钟的时候醒来，总觉得这种毫无目标的生活容易使人颓废下去，可此时除了睡觉，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考研？我想过，但对于一个经常参加补考的学生来说，还有什么让他比那些同样有考研想法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复习并年年拿奖学金的好学生考得还好更困难的事情呢。现实让我安分守己，不抱奢望，与其做无用功，不如躺在床上耗着，至少能长点儿肉。
考托，考g？看到那些在教室里背词汇和小树林里练习口语的家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滑稽的一幕：一个个青年男女手拿各种英语证书向蓝天上飞过的波音客机召唤着：带上我，我托福考了六百六！飞机越飞越远，给青年们留下无尽遗憾，但他们紧握证书的手依旧强劲有力，目光中仍充满希望此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祖国，你丫赶紧强大起来吧！
看书？不知道究竟源于何方的根深蒂固的苦闷搅得我烦躁不安，力不从心，看见字头就大，特别是夏天，一不留神就中暑，头晕目眩，食欲不振，四肢乏力。
找工作？为时尚早，还有好几科补考没过呢，用人单位要这样的学生吗？
所以，我惟有睡觉。
再睡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踢球去了。
有人认为长时间的睡眠是对生命的浪费，不思进取，对此我决不苟同。生活虽丰富多彩，但我们整日奔忙，学习不息，奋斗不止，最终还不是为了睡个好觉吗！
大学这三年我经常是周一早上从家来到学校，躺在床上一直睡到周五下午，然后起床洗洗脸刷刷牙，背上书包回家过周末——说的确实有些夸张，其实中途也偶尔吃几顿饭，上几趟厕所，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三年除了睡觉，别的啥都没干。
觉睡了很多，我也有一些心得：晚上睡觉早晨起床后的感觉是生机勃勃，而午觉醒来后的感觉是暮气沉沉。还有一点，遗精不只出现在深夜，它在你睡觉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
在我酣睡之际，常有只苍蝇在屋里“嗡嗡”盘旋，不时撞在玻璃上“砰”的一声，但它依然义无反顾地向窗户撞去，追逐着自由。
窗外便是它的自由，而我们的自由呢，我看不见。
有时，我真想像一只苍蝇，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
即便在全国人民瞩目的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夜晚，我也毫不激动，准时上床睡觉。
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夜晚。
北京在众多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主办权。顿时，北京乃至全国成了快乐的海洋，群众纷纷拥上街头，自发组织起各种庆祝活动。翌日，电视台大量报道人们欢庆的场面：
某农村，一个头裹白布的青年，摇头摆尾鼓足腮帮子猛吹一个锈迹斑斑的唢呐，吐沫星子顺喇叭口四处飞溅，其中一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喷射到摄像机镜头上，吓得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一个女大学生面对镜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我太高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随后她发表了如何高兴的长篇大论)，最后，她又说：“我现在真想大喊！啊——啊——啊！”说时迟，那时快，她真就面对镜头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鲜红的舌苔和三十二颗牙齿(粗估，至少也有二十八颗)，我发现她的后槽牙需要补一补，以免吃东西塞牙，滥用牙签，浪费木材，从现在起就该为环保尽自己的一份力了；全连官兵整齐有序地观看投票全过程，当萨马兰奇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像把原子弹弄上了天一样欢呼起来，看到这个场面我有些担忧，在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的今天，军人们放松了警惕，这要让那些企图颠覆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小撮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总不能让奥运会举办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或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吧；还有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孩说了这样的话：“我爱祖国，爱北京，爱五星红旗。”她可真是缺乏社会经验，怎么能随便就把“爱”说出口呢，知道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东西是你随便说爱就爱的吗？
投票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学校保安提前半天就将男生宿舍事先准备用来庆祝的空酒瓶甚至还剩一点儿才用完的花露水瓶收走，在经历了楼下自行车棚因中国足球兵败金州而一夜之间千疮百孔后，每逢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重大活动，学校都格外谨慎，但是，人们说话的权利是无法剥夺的，那晚街头出现最频繁的语句“呕，赢了！”、“中国伟大！”、“北京，万岁！”所包含的意义，均不如从男生宿舍传出的那个低沉的声音意义深远——牛逼！
听说第二天啤酒厂派了两辆车才把那些瓶子拉走，否则它们用在为北京申奥成功的庆祝上，一定噼里啪啦，火光四溅，热闹非凡。
申奥胜利导致人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和两年前大使馆被炸一样心潮澎湃。人们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喜悦中，并开始为自己构想一个美好前程。
我想，那时候我该二十八岁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学早已毕业，混迹于社会多年。我可以成为黄牛党的一分子，每天起早贪黑与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排起长队，垄断所有比赛项目的门票，全世界的观众无论你来自美利坚还是大不列颠或是埃塞俄比亚，都要被我们宰上一刀才有幸进入比赛现场，这就叫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让你们八国联军烧我圆明园！
实习这几日的傍晚，我和同学都是在露天大排档度过的，要些麻辣烫和羊肉串，每人一瓶啤酒。吃完该打牌的打牌，该睡觉的睡觉，不会打牌睡不着觉的就去图书馆找书看，逮着什么看什么，只要是中国字，看什么不是看，经典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
一天天就这么过去。
夜里，总是有人难以入睡，因为各种心理和生理的原因。一天，我闷热难当，拿着脸盆去水房冲凉，见两个同学正坐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其中一个背单词，对另一个正看小说的说：“我郁闷！”另一个用手抠了两下脚丫然后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摇摇头，惆怅地说：“我也郁闷！”
我进了水房，接了一盆凉水从头倾斜而下：“我浑身郁闷！”
这时一个青春痘长了一脸甚至发展到后背上的哥们，拿着自己心爱的小镜子，走进水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我脸上的这些包，是不是郁闷所致。”我捧着他的脸强忍着恶心端详了半天，语重心长地说：“哥们，我们谁也没有你郁闷。”
郁闷，没有尽头的郁闷，我们是郁闷的一代。
都是青春惹的祸！
随着实习的进行，我陷入苦闷中愈加难以自拔，难以理解其他同学的谈笑风生从何而来。
后来发现，聊天是消磨在工厂实习这段无聊时间的最有效方式，于是我敞开心扉，同每一个我喜欢的不喜欢的老师、同学、师傅进行对话。
一次，我与一个喜爱足球的女生谈及前一天的甲a联赛，车间的噪音使得我们为了让对方听清自己在说什么不得不趴在对方耳朵上大喊大叫，为了不被别人误会，我们出了车间，坐在门口的水泥台上继续前面的话题。关于足球的讨论没有进行太久，话锋一转，到了生活上。
“你将来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她问。
“不知道，你呢？”我问。
“挣钱多，干活不累。”她说。和所有人的目标一样。
“没想过找个大款？”我问。
“早就想过，可是始终没有遇见，你有资源吗？给介绍两个。”她说。
“找多大岁数的？”
“四十岁以下，要么就八十岁以上，马上要死的。”
“你妈能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那我也找。”
“将来你女儿像你一样怎么办，领回家一个比你还大的老头，愣管你叫阿姨，把你气个半死。”
“不会的，我嫁了大款，我女儿就是大款的女儿了，用不着再找老头了。”
她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如果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都抱此种择偶态度，那么我们这些既不是大款又不是大款儿子的男青年，就只好打光棍了。
没有了私心杂念，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最终也能在中老年的时候成为大款。随后我们的春天就来了，她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让我们感觉夕阳无限好，枯树又逢春。
每天一部分时间用在往返于学校和工厂之间的公共汽车上，这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一幕幕即兴话剧，只是演员不同，情节各异。
两个妇女不知吃了什么刺激性食品，在车上破口大骂，原因是被踩了脚的一方没有听到另一方说对不起。
车上所有乘客在听到手机响后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喂，我在车上呢。”
中国的贫富悬殊如同坐北京的公共汽车，有座的闭目养神，舒服惬意；没座的拥挤不堪，汗流浃背。
一天等车，车进了站，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堵在门前，有的拼命往里钻，有的使劲往外挤，遇到这种场面通常我都选择躲开，这次也不例外，没上。这辆刚开走下辆就来了，车厢空旷，身旁只站着一个人，我庆幸选择了这辆，但突然想到，尽管只有两个人站着，我却是其中之一。
我在车上看到中学门口堆满了焦虑的家长，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家长们手里拿着扇子和冰镇饮料，兜里装着祛暑药和健脑药——这种药对分数究竟有多大帮助？高三的时候我在学校吃午饭，一次吃完饭刷饭盒的时候，一个同学捶胸顿足长叹道：“哎呀，忘了吃‘忘不了’了！”——他们翘首以待，他们默默祈祷，忐忑不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反正自己这辈子就这德行了，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这对孩子公平吗？凭什么你们做父母的自己不去奋斗，想沾孩子的光，吃现成的，这就是你们生儿育女的目的吗？
对人对己来说，考不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这种例子在我身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大学也非一无是处，它能洗去人的浮华，让人意志消沉、多愁善感、酒量大增。喝高了，你会发现许多清醒的时候不曾发现的真理，比如：我爱吃肉筋，张三爱吃板筋，我们志同但道不合；啤酒喝多了爱撒尿；天黑了，打开灯才能看书；下雨的时候，只有躲在屋子里吃麻辣烫，否则碗里的汤会越来越多。
我们并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酒鬼才那样，我们只因为啤酒可以使谈话畅通无阻。
一天晚上，我们都高了。那次喝酒的初衷本是清热祛暑，可不知怎么回事儿，大家议论起人生在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每个人都借题发挥，一番感慨，结果桌上堆满了酒瓶。回到宿舍哥几个躺在床上肚子里翻江倒海，把厕所吐得狼狈不堪。后来我们发誓，以后吃饭的时候，孙子才讨论哲学！
即使世界上不存在哲学问题，我们的啤酒还是能喝满一桌子。一次我跟一个同学比赛，看谁知道的外国作家名字多，输一个喝一杯，结果我输了十多个。酒后才知道，这孙子把老外的姓和名拆开说了，丫把欧内斯特海明威说成了两个人。后来听他说，那晚我兴致大发，阐述了看书写作与吃饭拉屎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要拉屎，是因为吃的东西被消化，废物堆积在肠胃，越攒越多，不拉出去就堵得慌，只有把屎拉出去，才能为继续摄取食物腾地方，然后才会感觉饥饿。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屎不会无中生有，有吃才有拉，吃什么拉什么。写作亦然，书是精神食粮，看多了自然会有不吐不快的欲望，就像憋了一泡屎，而当你写多了又会产生如饥似渴的阅读欲望，读书写作，互惠互利，相辅相成。所以，为了每天能写出新东西，我要像每日三餐一样地看书，必要的时候还得来顿夜宵，以保证文字和灵感像屎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他端着酒瓶眯着眼咧着嘴，始终对我报以傻笑，听完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后，点了点涨红的脸说：“是这个理儿，来，干了这杯回去睡觉！”
每天重复着长久以往的生活，看不到一点点希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我不知道毕业后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将拥有学位证，可这个证书仅仅是对我能混到毕业的认可，说白了不就是一张纸吗。在学校我学无所成，只剩下一颗不愿低头的心。我对自己未来能否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产生怀疑。
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第一次以不需要补考的方式结束了一个学期，为此得庆祝一下，于是和几个同样需要庆祝的同学直奔大排档。
我们的桌子上又摆上煮毛豆、花生米、羊肉串和啤酒若干，这种配置是每一个夜晚在街边吃东西的人所熟悉的。乘着习习晚风，看着灯火阑珊的城市，吃着并不难以下咽的食物，谈论着自己关心的话题，这种生活方式被许多人认可。一个同学说：“幸福是什么，不过是考试全部通过然后来这么一下子。”
想起考试期间度过的那些心乱如麻的夜晚，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回忆自己坎坷的一生——能活下来，就值得庆幸。
过去的这个学期开设的都是专业课，正是课程的专业性，使得我们更加不专业。能如期出现在课堂上的人越来越少，就是教室里仅有的那点儿人，要么昏昏欲睡，要么魂不守舍，只剩下几个谨小慎微的女生，她们专注地记着笔记(兴趣高涨的样子，无论学什么专业，她们都无怨无悔，全身心投入)，总那么听话，招人(老师)喜欢。每次考试结束后，她们会抱怨：“哎呀，又填错一个空，上不了八十五了！”我则默默祈祷：“再蒙对一个选择就及格了，上帝保佑！”我们的目标不同，实现方式当然不同。但是，考了八十五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惦记着那点儿奖学金。
平时不认真对待必然导致考试前临阵磨枪，成批学生背着一书包课本拥入教室，成为学校半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学习的座位比在这所女生严重匮乏的学校里找一个女朋友还难。
教室里人满为患，空气不流通，大家呼出的都是着急上火的热气，因此里面的温度高出外界10c以上，热浪袭人，每次我从外面走进教室，都险些被这股热气顶出来，就像蒸包子的时候掀开锅盖，被蒸气熏着一样。即便如此，书还是要看的，因为不及格的感觉就像被油炸过似的，比挨蒸难受多了。全当复习是桑拿了。
坐下来看书也有种种烦恼缠绕。需要一手拿书，一手拿着扇子不停扇动，否则汗水会顺着脸颊倾斜而下。同时，偶尔还要腾出一只手来翻动书本或挠挠被蚊子咬的包。这时候，叫唤了一天的知了依然精力充沛，无论你怎么对它喊“都他妈几点了”它依旧不知疲倦。而此时我们只能一边充耳不闻专心看书，一边在心里向知了它妈致以崇高的问候。
这种环境下，教室里坐久了，裤子很快就会被汗水浸透，屁股上一片湿漉漉的痕迹，像尿了裤子，而此时已无人关注这些，大家都被考试折磨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就是真有尿了，为了节省下时间看书，也会尿在裤子里的。
一些不够幸运的学生(或许没有幸运地拥有一颗聪明的脑袋)，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煎熬，还是被无情地挡在及格线以外，他们要准备补考，复习功课和重复先前的种种遭遇，如稍有幸运，他们将逃离水深火热，但还是有许多人难逃此劫，不得不噩梦重温，他们往往四渡赤水，七擒孟获，九死一生。
喝完酒，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大街小巷，直到最后一班返校的公车开来，才踉踉跄跄上去。车上没有乘客，我们坐在黑暗的车厢里，一盏盏路灯将我们的脸照亮又熄灭。我想起一个弹吉他的同学写过一首歌，叫做青春的末班车。不知道自己坐在这辆车上是去找寻最后的青春还是正离青春而去，这首歌伤感的旋律始终萦绕着我，挥之不去。
学校早就锁门了，我们跳墙进入学校。这一方式已轻车熟路，甚至比从大门走进去还得心应脚。
宿舍楼道里依然歌舞升平。墙角聚集着一群抽烟的人，他们会这么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下去，直到抽完身上的最后一支烟才回屋睡觉。一个长头发的哥们，抱着吉他没完没了地拨拉着，也不知道他在弹琴，还是发泄着什么。为了图二十四点后电话费三折而给在外地上学的女朋友打电话的，摘隐形眼镜的，剪指甲的，洗衣服的，光着膀子刚从外面跑步回来的，交心的，抄作业的俨然一个动物世界。还有几个研讨专业课题的，他们是大家嘲讽和妒忌的对象，也是奖学金的获得者。
那些没有出现在楼道里的，他们躺在黑暗的宿舍里干什么呢？无外乎是在对女生评头论足，要么就是在为怎样才能挣到钱而争执不休。
这一切，最终都将在黎明来临前趋于平静，就像人终有一死一样。
晴朗的一天。天空湛蓝，朵朵白云飘浮在国贸的上方，我所实习的工厂与这座大厦隔街相望。
每次从工厂大门出来，我就幻想工作在眼前这座大厦里面的人们，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可以端着咖啡，站在撒满阳光的办公室窗前，鸟瞰长安街和三环路，看警察给骑车带人的同志开罚单，看小贩与工商展开游击战，看外地老太婆从垃圾箱里捡出矿泉水瓶子放进麻袋，看马路对面工厂里的工人和满脸惆怅的实习学生。
我像个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发现样品柜子后面的木箱里堆满酒瓶，这是工人师傅用来发泄和我们一样对这种工作的失望用的。箱子里还有几张印着坦胸露半乳的女郎的法制小报，在这种环境里，这类东西非常有利于清暑解闷儿，很快，它们就像清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被如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我们瓜分了。
工厂的实习让人提不起精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工人师傅怎么干活，看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而我们没有能看懂的地方，那也不问，因为或许师傅们也并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在车间溜达完一圈，我们便凑到车间外的树阴下乘凉，等待十一点到来，结束又一天的任务。有时老师会突然怒发冲冠地出现，痛斥我们不经允许擅自离开车间：“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都没有问题了？！”
“嗯。”“全都弄明白了？”
“嗯。”“那我问你们几个。”
“嗯。”“铣床的工作特点是什么？”
“铣。”
“怎么铣？”
“反复铣。”
“工件为什么需要铣？”
“因为脏了。”
“都进去，把问题搞明白再出来！”
我们纷纷拍着屁股上的土站起来，极不情愿地再次走进车间。老师没跟着，坐在我们刚才的位置休息。
片刻，我们又陆续走出车间。老师问：“怎么这么快？”
无人理睬，大家纷纷将目光转向别处。
老师气愤地一个人走进车间，很快也出来了。她看到工人师傅们在社会主义的车间里，喝着国有企业烧开的水，下着自己的象棋，编织着自己丈夫或孩子的毛衣，侃着自己的大山。
这个时候老师发现队伍中间少了两个同学，问他们哪去了？有人往旁边一指，只见他俩各拎了一塑料袋包子，从工厂食堂里悠闲而出，嘴里鼓鼓囊囊，边吃边说：“精神空虚无法填补，就不要让物质空虚再继续下去了。”
三个星期的实习终于过去了，胜利逃亡就在眼前，但这时又一座大山压在我们头顶——学校要求交一篇5000字以上的实习感受。这不是明摆着对写作缺乏认识的表现吗，写作要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对生活有深刻认识，这是我们在简陋的车间里转悠一圈就能达到的吗。如果说感受，我也有，把它写进文章里的话，将通篇是“他妈的”和“fuck”！
我还是按时交了报告，把同学用电脑写好的文章换了个名字和学号，就这么过关了。里面写了什么我也没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同学一定是把自己的痛苦转化成“此次实习机会难得，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更增强了实践经验，希望学校以后组织更多这样的活动”这类文字。
我们又去庆祝了，为了没有在这三个星期里被折磨死去。与其说在大学里和书本打交道，倒不如说是在和啤酒打交道。
暑假在一顿麻辣烫中如期来临。
放假前，我去图书馆借来足够多的书，我知道很可能一本也看不完，但借了，就至少说明我的美好愿望。除了一本决胜四级(我把通过四级的奢侈愿望寄托在这本书的名字上)外，都是法国小说，不知道是法国文学自身蓬勃发展，还是买法国文学书给的回扣高，图书馆到处都是法国小说，好像在法国人人会划拉两笔似的。
看书究竟于我有无帮助。答案肯定不是肯定的，像机械原理、机械设计这样的课程，我补考多次仍未通过，每次考前我都复习，打的并非无准备之仗，可是分数越来越少，一次不如一次，再这么下去，我就快得零蛋了。这次开学后我将再次补考，我决定不复习了，弄不好这次就过了。
假期里，我浑浑噩噩，百无聊赖。躺在床上看书，哪个姿势都不舒服，又坐起来看电视，每个频道都在播放粗制滥造毫无趣味的节目。播到幸运52，才意识到已是周末，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生命啊！
我所要讲述的到了这里就结束了。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写了一堆泛泛平平空洞乏味的东西，如果你也这样认为，那就对了。因为我和身边的人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复制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有意义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渴望改变现状，但无能为力——取消考试，这可能实现吗？
我喜欢采用消极的态度积极地去做事情。比如这次，我抱着写不完的态度来认真写这篇文章，结果写完了。
写完之后便不知道再干点儿什么好了。
现在，我盼望着一场大雨，能让北京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都凉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