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卖花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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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事阿志，阿战及杨刚出差路过东莞厚街镇商业街。
“看，卖花童！”杨刚用手指了指。我扭头望去。见不远处的街上有一个约摸四五岁，头发蓬乱，衣服肮脏，满脸菜色的小女孩正扯着一位打扮入时，很有气质的靓女的裤腿，求靓女买她手中的那朵玫瑰花。靓女很怜爱的扶起那个卖花童。她不打算买花，但那个卖花童却像超粘胶一些粘，扯着她的裤腿不肯放手。这时，一位男青年过来了（可能是那位靓女的男朋友），他和靓女打招呼后，便把那位卖花童扶起并拉开。卖花童不依，她转而抱住那位男青年的腿，要他买花。男青年把花童抱了起来，想把她抱开。在抱起来的当儿，那花童的双腿就像一把钳子一样钳住男青年的大腿，不肯松开。可叹，她小小年纪便有了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卖花童勾起了我一点小小的回忆。不久前，我带一个叫阿娇的女同事到东莞虎门去办些事。晚上，我们一同逛商业街。在靠近车站的当儿，一位五六岁的卖花小女童拉住我的衫脚，说：“哥哥，姐姐好漂亮，买朵花送给姐姐吧！”我没有卖花的需要，并且看到她那双拉我的脏脏的小手，我很反感，不想理她，径直往前走。这时，近旁的四个卖花童很“气愤”的向我冲过来。她们几个都还不到十岁。她们中的两个拖着我的左右衫脚，两个跪在地上，分别搂着我的左右腿，其中一个大一点的拿着花，站在我的面前，用她那昏暗的，已经丧失了童真的眼神恶狠狠的盯着我，像强盗一样要我买那玫瑰花。我有点生气，想赶快走开，但被她们搂住，拖住，动弹不得。我怒火中烧，大喝一声：“走开！”她们根本不卖我的帐。街上的人听到我的喊声乐得凑过来去看我的热闹。我站在那里非常尴尬。幸在阿娇为我解了围，她掏了10元钱把那朵近乎枯萎的玫瑰买了下来。
我们坐的车子一闪而过。不知道，这对青年后来有没有买下这位卖花童手中的那朵玫瑰。看着刚才的那一幕，我的内心不平静了，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忽然投进了一颗石头。
相信在大城市里呆过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见过卖花童强行卖花或试过自己被卖花童强买花的经历。这些孩童一般介于4岁到10岁之间，年纪轻轻的，要么辍学，要么失学。跟着那些卖花的“黑手”们辗转于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本来作为儿童，活泼，单纯，可爱是他们的本色，但“黑手”却把他们操练得世故，横蛮，老成，他们大多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本色。
出于机缘，我曾采访过一个来自安徽省的12岁的大龄花童小微。
“因为家里穷，我念到2年级就辍学了，在家里劳动。乡里有个老板来找我父母，说可以每月出300元租我到大城市里卖花。父母同意了，我便被带了出来。和我在一起的还有30多个孩子，有的孩子是租来的，有的不知是从哪里拐卖过来的。我们同住在一家很不卫生的旅社里，很脏，很臭。我们没有床睡，只有老板有床睡，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地上铺上几张席子，然后几十个人并排睡在一起。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老板定期才会买一包洗水粉给我们用，但我们总也不够分，于是我们洗衣服常常不用洗水粉，就那么用水泡泡，用脚踩踩，拿起来便晾了。我们一天一般吃两餐，下午一餐，晚上一餐，下午这一餐，在去卖花前才吃，另一餐，要到晚上卖完花后再吃。我很少能吃到肉，除非我当天能卖出很多花，老板才会赏我一点。平时老板一般都轮流带我们孩子们去菜场捡些烂菜，或买些卖剩的菜回来给我们吃，我常拉肚子，其他伙伴也是；他们炒菜时又不放什么油，我总觉得很馋，并且，老板又不让我多吃。
“我白天一般都在睡觉，到了下午五六点老板便会驱赶我到马路上，街道上‘上班’，冬天一般晚上10点多‘打烊’，夏天则往往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我刚开始卖花的那天，胆子很小，一枝也卖不出去。那天晚上，老板对我拳打脚踢，我痛得在地上翻滚，当天晚上，我还被罚不能吃饭。老板数落我，说：‘你怎么这么蠢？你卖花的时候要专缠住那些出双入对的哥哥姐姐们，要他们卖花，如果他们不卖，你就死缠烂磨，直到他们掏钱买为止！’为了不挨打和有饭吃，我第二天真的这样做了，果真，我卖出了许多花。并且，为了有肉吃和得到老板打赏的糖果，我更加卖力的去缠着那些哥哥姐姐买花。
“不过，不是所有的哥哥姐姐都会卖我的花。有的哥哥姐姐，我怎样缠，他们都不会买，有的，不但不买，还要打我。有天，我缠着一位姐姐叫她买花，她旁边的一个头发染了色，手臂上纹着一条龙的哥哥把我当小鸡一样拎起来好好的‘修理’了一顿，我受了惊吓并被打伤了，回到家里躺了两天不能出去卖花。结果老板对我破口大骂，说他养狗还会守门，说养我就像养废物。还只给我一点点饭吃。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不是什么人都能缠着他们买花的。并且，我也学会了用甜言蜜语去哄人。见了哥哥，我就会说他很帅；见了姐姐，我就会说她很漂亮；见了哥哥姐姐在一起，我就会说他们很般配。于是，我卖出的花越来越多，但老板给我下的任务却越来越重，我常常完不成任务，完不成又要被打，并被罚不能吃饭，有时饿得无力了，我就会在大街上或者垃圾箱里捡一些东西来吃，但这样我常常会拉肚子。
“反正，做的时间长了，我学会了根据人的长相，口音去判断人，一见他们是外地的，我就使出抱腿跪地、拽裤拉衣的揽客绝招，无论对方踢打、拖行都紧抓不放，直到他们掏钱买花为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读书，但是----”
小微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卖花童的写照。数不清的类似她这样的卖花童正被幕后的“黑手”操纵着，活跃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尽管社会上许多人正漠视着卖花童这一群体，但也有许多热切的眼神正关注着他们。
中央电视台前阵子曾作过北大学生解救卖花童的专题报道。
开始，北大地球物理系博士江燕在北大未名湖畔邂逅了一名卖花女童，出于对卖花童的同情和对卖花幕后黑手的憎恶，他联系了几个北大的志同道友自愿做“护花使者”他们联系了媒体，把控制花童的幕后黑手以“非法拘禁罪”向派出所报了案。可是，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派出所里的民警同志表示此案很难定性，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幕后操纵这些孩子的老板，她们是征得孩子的家长同意后才带女童出来卖花的，她们这样做是不违法的。派出所无法强行制止。护花使者们于是又向妇联、劳动、工商、城管、民政等部门求援兵，可结果让他们数度乘兴而去，失望而归——道义上是可以给予支持，但是因为于法无据，不管是哪个部门，似乎都没有彻底解决卖花女童问题的职权和能力。
在报案无效后，江燕决定自己采取行动。4月5日，江燕不远千里，来到了湖南卖花女童的家里。得知女童的父母是因为家庭贫穷才让“姑姑”带女童出外创收的情况后，他和别的护花使者们便开始对卖花女童予以救助。他们不仅救助了这个花童，同时还救助了另外四个花童。为了让这五个花童能尽量呆在父母身边，多读点书，他们为花童们募集学费和生活费。现在，他们找到了五位有稳定收入的资助人，定期给五个女孩寄生活费和学费。他们请了五个女孩的老师做中间人，监管这些捐款的到位与使用。
北大的这些学生真是古道热肠，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博大的爱心在这个冷漠的社会里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护花使者之一的北大学生谢辉针对他们帮助卖花童的动机说：“就是本身来讲我们学生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只是呼吁，或者是做一些我们非常幼稚的一些行动，比如我们事后可能做一些调查，写那个提案，可能专家一看这全是外行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就是我们本身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引火线一样，引火线是没有任何破坏力的，你想炸毁那个碉堡靠的是炸药，我们显然不是炸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引爆更多的炸药，就这个作用。碉堡就是使这种事情发生这个后边复杂的这个社会的根源，这个炸药就是在社会各方面的这些有良知的这些力量。”
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今天，在许多人唯利是图的今天，这个社会上真的需要更多的良知！
和同事阿志，阿战及杨刚出差路过东莞厚街镇商业街。
“看，卖花童！”杨刚用手指了指。我扭头望去。见不远处的街上有一个约摸四五岁，头发蓬乱，衣服肮脏，满脸菜色的小女孩正扯着一位打扮入时，很有气质的靓女的裤腿，求靓女买她手中的那朵玫瑰花。靓女很怜爱的扶起那个卖花童。她不打算买花，但那个卖花童却像超粘胶一些粘，扯着她的裤腿不肯放手。这时，一位男青年过来了（可能是那位靓女的男朋友），他和靓女打招呼后，便把那位卖花童扶起并拉开。卖花童不依，她转而抱住那位男青年的腿，要他买花。男青年把花童抱了起来，想把她抱开。在抱起来的当儿，那花童的双腿就像一把钳子一样钳住男青年的大腿，不肯松开。可叹，她小小年纪便有了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卖花童勾起了我一点小小的回忆。不久前，我带一个叫阿娇的女同事到东莞虎门去办些事。晚上，我们一同逛商业街。在靠近车站的当儿，一位五六岁的卖花小女童拉住我的衫脚，说：“哥哥，姐姐好漂亮，买朵花送给姐姐吧！”我没有卖花的需要，并且看到她那双拉我的脏脏的小手，我很反感，不想理她，径直往前走。这时，近旁的四个卖花童很“气愤”的向我冲过来。她们几个都还不到十岁。她们中的两个拖着我的左右衫脚，两个跪在地上，分别搂着我的左右腿，其中一个大一点的拿着花，站在我的面前，用她那昏暗的，已经丧失了童真的眼神恶狠狠的盯着我，像强盗一样要我买那玫瑰花。我有点生气，想赶快走开，但被她们搂住，拖住，动弹不得。我怒火中烧，大喝一声：“走开！”她们根本不卖我的帐。街上的人听到我的喊声乐得凑过来去看我的热闹。我站在那里非常尴尬。幸在阿娇为我解了围，她掏了10元钱把那朵近乎枯萎的玫瑰买了下来。
我们坐的车子一闪而过。不知道，这对青年后来有没有买下这位卖花童手中的那朵玫瑰。看着刚才的那一幕，我的内心不平静了，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忽然投进了一颗石头。
相信在大城市里呆过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见过卖花童强行卖花或试过自己被卖花童强买花的经历。这些孩童一般介于4岁到10岁之间，年纪轻轻的，要么辍学，要么失学。跟着那些卖花的“黑手”们辗转于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本来作为儿童，活泼，单纯，可爱是他们的本色，但“黑手”却把他们操练得世故，横蛮，老成，他们大多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本色。
出于机缘，我曾采访过一个来自安徽省的12岁的大龄花童小微。
“因为家里穷，我念到2年级就辍学了，在家里劳动。乡里有个老板来找我父母，说可以每月出300元租我到大城市里卖花。父母同意了，我便被带了出来。和我在一起的还有30多个孩子，有的孩子是租来的，有的不知是从哪里拐卖过来的。我们同住在一家很不卫生的旅社里，很脏，很臭。我们没有床睡，只有老板有床睡，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地上铺上几张席子，然后几十个人并排睡在一起。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老板定期才会买一包洗水粉给我们用，但我们总也不够分，于是我们洗衣服常常不用洗水粉，就那么用水泡泡，用脚踩踩，拿起来便晾了。我们一天一般吃两餐，下午一餐，晚上一餐，下午这一餐，在去卖花前才吃，另一餐，要到晚上卖完花后再吃。我很少能吃到肉，除非我当天能卖出很多花，老板才会赏我一点。平时老板一般都轮流带我们孩子们去菜场捡些烂菜，或买些卖剩的菜回来给我们吃，我常拉肚子，其他伙伴也是；他们炒菜时又不放什么油，我总觉得很馋，并且，老板又不让我多吃。
“我白天一般都在睡觉，到了下午五六点老板便会驱赶我到马路上，街道上‘上班’，冬天一般晚上10点多‘打烊’，夏天则往往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我刚开始卖花的那天，胆子很小，一枝也卖不出去。那天晚上，老板对我拳打脚踢，我痛得在地上翻滚，当天晚上，我还被罚不能吃饭。老板数落我，说：‘你怎么这么蠢？你卖花的时候要专缠住那些出双入对的哥哥姐姐们，要他们卖花，如果他们不卖，你就死缠烂磨，直到他们掏钱买为止！’为了不挨打和有饭吃，我第二天真的这样做了，果真，我卖出了许多花。并且，为了有肉吃和得到老板打赏的糖果，我更加卖力的去缠着那些哥哥姐姐买花。
“不过，不是所有的哥哥姐姐都会卖我的花。有的哥哥姐姐，我怎样缠，他们都不会买，有的，不但不买，还要打我。有天，我缠着一位姐姐叫她买花，她旁边的一个头发染了色，手臂上纹着一条龙的哥哥把我当小鸡一样拎起来好好的‘修理’了一顿，我受了惊吓并被打伤了，回到家里躺了两天不能出去卖花。结果老板对我破口大骂，说他养狗还会守门，说养我就像养废物。还只给我一点点饭吃。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不是什么人都能缠着他们买花的。并且，我也学会了用甜言蜜语去哄人。见了哥哥，我就会说他很帅；见了姐姐，我就会说她很漂亮；见了哥哥姐姐在一起，我就会说他们很般配。于是，我卖出的花越来越多，但老板给我下的任务却越来越重，我常常完不成任务，完不成又要被打，并被罚不能吃饭，有时饿得无力了，我就会在大街上或者垃圾箱里捡一些东西来吃，但这样我常常会拉肚子。
“反正，做的时间长了，我学会了根据人的长相，口音去判断人，一见他们是外地的，我就使出抱腿跪地、拽裤拉衣的揽客绝招，无论对方踢打、拖行都紧抓不放，直到他们掏钱买花为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读书，但是----”
小微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卖花童的写照。数不清的类似她这样的卖花童正被幕后的“黑手”操纵着，活跃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尽管社会上许多人正漠视着卖花童这一群体，但也有许多热切的眼神正关注着他们。
中央电视台前阵子曾作过北大学生解救卖花童的专题报道。
开始，北大地球物理系博士江燕在北大未名湖畔邂逅了一名卖花女童，出于对卖花童的同情和对卖花幕后黑手的憎恶，他联系了几个北大的志同道友自愿做“护花使者”他们联系了媒体，把控制花童的幕后黑手以“非法拘禁罪”向派出所报了案。可是，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派出所里的民警同志表示此案很难定性，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幕后操纵这些孩子的老板，她们是征得孩子的家长同意后才带女童出来卖花的，她们这样做是不违法的。派出所无法强行制止。护花使者们于是又向妇联、劳动、工商、城管、民政等部门求援兵，可结果让他们数度乘兴而去，失望而归——道义上是可以给予支持，但是因为于法无据，不管是哪个部门，似乎都没有彻底解决卖花女童问题的职权和能力。
在报案无效后，江燕决定自己采取行动。4月5日，江燕不远千里，来到了湖南卖花女童的家里。得知女童的父母是因为家庭贫穷才让“姑姑”带女童出外创收的情况后，他和别的护花使者们便开始对卖花女童予以救助。他们不仅救助了这个花童，同时还救助了另外四个花童。为了让这五个花童能尽量呆在父母身边，多读点书，他们为花童们募集学费和生活费。现在，他们找到了五位有稳定收入的资助人，定期给五个女孩寄生活费和学费。他们请了五个女孩的老师做中间人，监管这些捐款的到位与使用。
北大的这些学生真是古道热肠，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博大的爱心在这个冷漠的社会里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护花使者之一的北大学生谢辉针对他们帮助卖花童的动机说：“就是本身来讲我们学生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只是呼吁，或者是做一些我们非常幼稚的一些行动，比如我们事后可能做一些调查，写那个提案，可能专家一看这全是外行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就是我们本身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引火线一样，引火线是没有任何破坏力的，你想炸毁那个碉堡靠的是炸药，我们显然不是炸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引爆更多的炸药，就这个作用。碉堡就是使这种事情发生这个后边复杂的这个社会的根源，这个炸药就是在社会各方面的这些有良知的这些力量。”
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今天，在许多人唯利是图的今天，这个社会上真的需要更多的良知！